提问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

黎鸣

——对研究者而言，一切历史都是问题（包括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历史

——然而，提问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

——正确的提问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更是推进问题和形成新问题等创造历史的必要

——提问的方式错了，解决问题、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

——中国人的历史从“尊孔贵儒”开始，提问的方式就彻底错了

——孔儒提问的方式是“亲不亲、尊不尊、长不长？”是其价值观的再现

——人类文明史正确的提问方式应是“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同样是价值观的再现

——价值观错，方法论错，提问的方式错，全部历史错，这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简单的总结

——中国历史全错的根源，即在孔丘及其儒家的价值观全错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彻底改造中国历史，改造并革新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诚如英国哲学家波普所说：一切研究都必然从提出问题开始。正确的研究方法即提出真问题，错误的方法即提出伪问题。提出真问题的研究者，才可能获得科学上真正的成功，而提出伪问题的研究者，则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认为，一切科学研究之所以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即从一开始便提出了错误的伪问题。波普进而更提出了关于“证实”和“证伪”双重证明的方法论问题，前者是在提出了真问题之后进行实践证明的问题；后者是针对提出问题本身进行理论质疑并指证的问题，波普更进一步认为，凡是不可能被“证伪”的问题，其本身即很可能是提出了一个“伪问题”。

波普的上述提法，实际上是得自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的启发：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即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换言之，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或伪问题，将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更可能把人的思维引向错误的思路，乃至错误的历史。我认为，中国的大历史问题，正就是在于后者。然而在中国，提出错误的大历史伪问题的人们，即是从孔丘开始的所有中国的孔儒文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其实是涉及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所以陷入巨大历史“困境”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逻辑问题，更具体言之，是一个长期以来始终都只能重重复复的历代中国人严重“自作孽”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而“孔儒文化传统”，则正是造成所有这类“自作孽”问题的总根。

我今天就从上述关于提问方式的问题说开来。而上述的说法，事实上也已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即今天文章的主题：提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说得更完整一点，即：正确地提出问题的“方式”，既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路，也是推进问题发展、深入、升华的正确的历史之路；相反，错误地提出问题的“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更加使得“问题”本身成为了永远历史性的纠结，甚至成为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解决的历史困境或“死阱”。下面我将要论证，孔儒从一开始所提出的关于“亲不亲、尊不尊、长不长？”的问题本身，即是一个把中国人的历史永远地引向了产生巨大历史纠结、困境甚至“死阱”的极端错误的“方式”。孔儒的“提问方式”事实上决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的永远灾难性的“纠结”。这个巨大的历史“纠结”至今仍旧在严重地阻遏中国历史的前进、发展，甚至根本就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彻底地丧失了前进、发展的任何希望和可能，而完全就只能从外部引入“暴力”进行爆破。这其实即已经是过去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

中国人不擅长提问的问题，实际上也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关注。近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往西方留学，然而，西方的教授们注意到，中国学生尽管学业考试成绩普遍居优，但是中国学生的写作论文的能力，乃至自主寻找论文题目的能力，却实际上远不如西方的学生。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即在中国的学生几乎普遍地缺乏正确提出问题的能力。因为缺乏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所以中国学生写作论文的水平，也显然不如西方学生，甚至不如印度学生。

我今天要告诉我的亲们的是，“不擅长提问”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人的严重问题，其根源，即在中国的孔儒“文化传统”。上面谈到，中国孔儒“文化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亲不亲、尊不尊、长不长？”的问题，这种问题涉及的全都是经验、现象、日用范畴的问题，而根本就不涉及到先验、抽象，超验、理想等等（唯心）范畴的问题。与西方人传统文化提出问题的方式显然不同。西方人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信不信、知不知、爱不爱？”或“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的问题。

由上面所述，大家完全可以看到，事实上提问的方式与人们的价值观是密切关联的。这与我前面曾经讨论到的“价值观暨方法论”，以及“价值观蕴涵方法论”的论点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而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提问的方式”。加上今天的命题：“提问方式决定了问题的历史”，也即是说：“有什么样提问的方式，就有什么样问题的历史”。这一系列的哲学命题，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长期以来中国历史问题的真相。什么真相？中国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国人的“方法论”，中国人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人的“提出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历史的走向、过程和全部历史的结局”。这应该就是我在《问历史》一书之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最终全部的结论。

关于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非常地清晰了，首先是逻辑的清晰，然后是中国历史具体事实的清晰。很多中国的亲们不懂得我为什么要揪住孔儒的“文化传统”不放，似乎我个人与孔丘以及其儒家有什么重大的“过结”，乃至“仇恨”，却看不到，这一切，全都是中国历史的逻辑与中国历史的实践本身的最客观的结论，而与我个人的情感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同时与历代统治者们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坚持孔儒的传统，所以他们事实上也同样是制造中国历史悲剧的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形也同样包括历代中国的文人们，甚至普通“尊孔”的中国人自身。

关于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把握宏观的走向，其次才是微观的细节，然而中国的历史家以及其历史著作却不然，几乎全都只关注历史微观的细节，不要说它们本身就已经严重地不真实，即使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其实也依然是不可能如实地看到总的宏观历史的走向。中国人严重地缺乏哲学，尤其严重地缺乏历史哲学，如此的结果，正是产生上述所有问题的最重大的根源。孔儒没有哲学，孔儒所提倡的价值观（亲、尊、长）即明显地与人类的哲学背道而驰，所以他们的方法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具有哲学，不可能具有真理、规律、逻辑的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才是中国全部历史问题的最大的关键，关键之中的关键。

我最近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哲学方法论的命题，包括今天的文章。我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的大失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几乎历代中国人普遍尊奉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巨大错误，从而事实上也形成了巨大错误的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提问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说白了，即孔儒们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真正哲学思考的问题。我很遗憾，孔儒们没有哲学，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明显而且正确的答案，可是，偏偏中国的文人们，却屡屡为此强辩，硬是要说孔儒有“哲学”，甚至有“逻辑”，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天下蠢人的“自命不凡”。更加悲哀的是，如此“自命不凡”的孔儒文人几乎占据了中国文人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份量，这就已经成为了全体中华民族历史必然性的悲剧了。（2015,11,14—201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