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始，看人间经典神圣之高下优劣     黎 鸣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谈到人类文明的三大源头，希伯来人的神学文明源头，希腊人的哲学文明源头，中国人的人学文明源头。这三大源头，前两个获得了正常发展、壮大，并合并成了全人类文明历史总的源头，即西方文明源头，而中国人的人学文明源头，因为中国人自己错误的选择，走了两千多年的歪路，使自己几乎成了世界上最不文明国家和民族之一。今天，我要对此作出一些解析。即回归人类初始状态，以总观全人类文明史的发源。

最初的人类均从分辨善恶开始，这容易理解，因人的本能即“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发现，希伯来人、希腊人、中国人，包括中国人中的老子与孔丘，他们对于“善”的理解，各不相同，尽管如此，错误乃至邪恶的只有孔丘，而中国人却崇拜孔丘，无视老子。

希伯来先知摩西：善是人类对上帝的信仰，并服从与上帝的签约（旧约）；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善是知识，恶是无知，最高的善是理念，知识是对理念的模仿；中国圣人老子：善是“宝”，宝又通保，即保生、保为、保长，保生在“慈”，保为在“俭”，俭亦通简，保长在“不敢伪”；中国剩人孔丘：善即“仁”，仁在“克己复礼”，服从“礼”即为善。很显然，上面四人对善的解说，只有孔丘是绝对错误，他直接把服从“人人不平等”（《周礼》、《礼乐》）的“礼”看作善。大家知道，这恰是与“善”对立的“恶”本身。不幸的是，所有的中国人全都跟随帝王将相听从了孔丘，均以从“礼”为“善”。

现在看来，希伯来人的“善”事实上也偏了，他们以求“真”为“善”，虽偏，却无害，更歪打正着，有益于西方人的求真；真正不偏不倚理解了善的是希腊人，善即一切有用的知识，有知识才能行善，既利己又利人；老子对善的理解，事实上已扩大到了对于“真、善、美”全面的追求，“慈”在求美，“俭”在求善，“不敢伪”则在求真。

可以注意到，上面所述已经显示出了希伯来的神学、希腊的哲学与中国的人学之间的重要差别，很显然，老子对“善”（现象世界的利益）的理解是全息的，既看到了善本身，亦看到了善的必要条件真，更看到了善的充要条件美。然而最错误的是孔丘，他不仅不涉及人类智慧的真、善、美，更把邪恶的“礼”（《周礼》、《礼乐》的等级制）直接当作了“善”，也即“仁”，表面上是“爱人”，实质上“爱”的却不是普通人，而是只爱处于《周礼》、《礼乐》“礼制”上层统治者的人，或者说，孔丘把人与民分开了：他只爱上层的“人”，而绝对不爱下层的“民”。这才是全部中国历史问题最本质思想性的源头。

在上面所述关于“善”的追求上，我们明显看到了孔丘的错误，不仅是错误，实质上更应是罪恶，因为他把“邪恶”直接当作了“善”本身。如此颠倒黑白、善恶不分的人居然被中国人当作了自己的“圣人”，如此愚昧的中国人还能有任何历史中的希望可言吗？

正是在上面所述的意义上，我们立即看到了希伯来人的《圣经》、希腊人的《哲学》经典、以及老子《道德经》的伟大价值，而也立即看到了孔丘及其儒家的所有“六经”（《周易》、《礼经》、《乐经》、《尚书》、《诗经》、《春秋》）以及其所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严重问题，其中均充满了严重的价值错误，乃至罪恶。不说其他，孔丘运用他的“善恶观”所编选的《诗经》，所撰著的《春秋》，即显然具有非常错误的有害倾向。例如《诗经》的“风、雅、颂”，《春秋》的“令乱臣贼子惧”，即明显不具备对于“善”的正确理解。更糟糕的是，孔丘全面、彻底、深深地排斥了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才是全部孔儒问题至深而有害的本质呀，周孔儒家传统真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思维精神的巨大灾难！

很显然，中国人中的“圣人”只有老子，孔丘只能是“剩人”，是多余人，更是有害的邪恶之人。中国人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听从帝王将相们的教唆，能给自己带来任何追求“善”的历史结局吗？事实证明，中国历史只有孔儒意识形态的邪恶，根本乏善可陈。（20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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