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之七）：中国人严重匮乏绝对精神

发现中国历史（之七）：中国人严重匮乏绝对精神

——中国人是最彻底的相对主义者 黎 鸣

前面谈了中国人没有道德，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哲学，今天我要讲，归根结蒂，中国人严重地匮乏绝对精神，中国人几乎全都是绝对的彻底的相对主义者。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不可能会有道德，中国人不可能会有信仰，中国人不可能会有哲学。今天说的话题可能更偏于理论，但并不是人们不可能理解，我相信我能把话说得让尽可能多的网友们理解。

关于绝对精神，这里要着重进行解释。

迄今为止，中国人几乎全都讨厌“绝对”。“你这人太绝对了！”，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在赞美你，而是对你非常地不满了。中国人喜欢说，世界上没有绝对，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包括对于我的批判孔丘，很多同胞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孔丘都被中国人信奉了两千多年了，今天你要打倒他，全然否定他，或者说，绝对否定他，显然你就不对嘛！难道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全都错了，今天就你一个人对了？孔子再坏，也一定有他的长处嘛。你怎么能绝对地否定他呢？今天的中国人特别喜欢说“一分为二”，就是说，作为人，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一切，也不能绝对地否定一切，再好的人也都有缺点，再坏的人也绝对不会一无是处。总之，世上的一切，都要“中庸”地看待。

在具象的、此在的、实践的、经验的、社会的、功利的、现象的、真实的、理性的、“善”的，等等的人类生活之中，反对“绝对”的观念，不能说是错误的，而且也必须坚持相对的理性的立场。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是永远都只能生活在经验的、现象的、此在的世界里。这是因为我们是“人”。“人”与“物”的最关键的差别在哪里？我认为是在处理“时间”的问题方面。很显然，“人”既可以回忆过去，也可以瞻望未来。正是因此，人类是能够接受经验“教训”的物种，而且还是能够有所“预期”并有所“希望”的物种。这也就是说，人类不仅拥有“现在”，还更拥有“过去”，乃至“未来”。关于“过去”的事物，或者说得更“哲学”一点，关于“先验”的事物，人类必须学会运用“抽象”的观念去思维和回忆；而关于“未来”的事物，或者说得更“哲学”一点，关于“超验”的事物，人类必须学会运用“想象”的观念去思维和展望。这样一来，仅仅具有相对的理性的具象的观念思维就远远不够了，人类还必须具有绝对的抽象观念的思维和绝对的想象观念的思维。

为什么“抽象”必须成为“绝对”的呢？又为什么“想象”也必须成为“绝对”的呢？什么是“绝对”？“绝对”的含义其实就是永恒不变，而且惟一。对于“抽象”的永恒不变和惟一来说很容易理解，例如人们说“真理是惟一的”，“上帝是惟一的”，等等，但为什么“想象”也应该是永恒不变和惟一的呢？注意，“抽象”的永恒不变和惟一是肯定的永恒和惟一，但是对于“想象”来说，它的“永恒不变和惟一”恰恰是“绝对”地相反：是永恒的可变和不惟一，这是什么？是“自由”，正是因此，对于“想象”来说，它的“绝对”恰恰就是绝对“自由”本身。正是因此，“抽象”的“绝对”是客观，“想象”的“绝对”是自由。

这样一来，我们就立即可以感到，并真正体会到，“绝对”并不是不需要的，而是在“抽象”和“想象”思维的领域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的“绝对精神”正是体现在这里，体现在人类“抽象”的和“想象”的思维的精神现象之中。甚至可以完全认定，如果没有了“绝对精神”，其实就是没有了人类的“抽象”的和“想象”的思维活动本身。

举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例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是针对经验现象界而言的，而并不是针对先验的理论界而言的，更不是针对超验的“神”而言的。恰恰相反，对于先验的理论而言，“相对论”必须从某种“绝对论”而来。很显然，如果没有关于光速“绝对”不变的假定，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推导不出来的。也正是因此，爱因斯坦非常喜欢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他的意思是说，任何理论都不能不拥有一个“绝对”的“不动点”。这个“绝对”的“不动点”是什么？爱因斯坦认为是“上帝”，是世界的绝对真理，我认为即是老子的“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探讨。

正是因为中国人严重地匮乏“绝对”的正确观念，匮乏上面所述的某个“绝对”的“不动点”，所以中国人在需要抽象思维的理论领域，几乎毫无建树。迄今为止，所有重要的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的领域，可以说全部的理论都是由西方人创立的，中国人简直完全没有了理论思维的“细胞”。同样，中国人也不能够真正理解“自由”对于人类自身精神的价值，而“自由”恰恰是“超验”的想象思维的“绝对”的需要。

这样一来，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多么地“糟糕”，多么地“拙劣”、多么地“愚昧”，我们既不善于“抽象”绝对的理论思维，也同样不善于“想象”绝对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思维。中国人跟着孔丘及其儒家，永远都只能具象地、经验地、功利地、得失地，甚至完全丧失自我地、被动地、奴性地、偶像崇拜地、教条地、亦步亦趋地，等等地思考问题。

从真、善、美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中国人既严重地匮乏绝对性的“真”，也同样严重地匮乏绝对性的“美”，而惟一只有彻底相对的、干巴巴的、没有生命的、具象的、表面上看来“善”的东西，而事实上连真正相对的理性知识的“善”也说不上。我亲爱的同胞们啊，我们长期以来跟着孔丘及其儒家，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维，全都是非常干枯的、毫无生命力的、毫无创造力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近代一个多世纪的事实上的“西化”的“功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会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有今天如此的“成就”么？而如此的“成就”距离西方真正内在的高水平，我们的差距又是多少呢？我们根本就不善于思维，我们的脑袋始终都是孔丘儒家的“死脑袋”、“太监脑袋”、“蠢脑袋”，这是明摆着的历史结论。

而造成上述情形的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我今天文章的题目所说到的，中国人严重地匮乏人类的“绝对精神”。既缺乏绝对抽象的信仰的高尚的“真”，同样缺乏绝对自由的想象的创造的“美”。孔丘及其儒家的近乎动物性的低贱的思考能力严重地制约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智慧、才能、知识、人性、人格、人品。过去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不仅是愚蠢的，卑鄙的，也是丑陋的，所以长期以来，它只能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奴役、所欺凌、所屠杀，中国人整整做了近乎两千多年的“亡国奴”、人形的“家畜”和人形的“家禽”。

我再举例来说明“绝对精神”的重要性。“真”是绝对客观惟一的，不可能对于你是真的，而对于别人却是假的，这种相对“真假”的情形只能发生在“利益”相对冲突的经验的、现象的“此在”的场合，而不能够发生在本体客观“存在”的场合，尤其在“数理科学”的领域，必须坚持“真”的绝对客观惟一性；“美”的艺术的创造则应该是绝对自由的，关于这一点，懂得“悠美”、“优美”，也即最自由的“美”的艺术家们最具有自己的感受。

当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等同于“上帝”之时，我们中国人应该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严重的缺陷了。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没有类似于“上帝”的东西，虽然老子的“道”其实就是这个“上帝”，可是中国人却把老子看作是完全的神秘主义者，甚至是阴谋家，而根本就没有看到老子的“道”的绝对的价值。

当孔丘“不语怪力乱神”，却迷信“天命”之时，实际上他是让自己永远都只能随机被动地生存，而不是精神上有所（绝对）坚持地完全主动地、自由地生存。孔丘实际上是中国人之中最早地完全抛弃了“绝对精神”的绝对的彻底的相对主义者（这方面也包括对中国文人具有巨大影响的庄子。我要请大家注意，庄子本质上是帮助孔儒扼杀老子的“绝对精神”的帮凶。后世的关于“老庄”齐称的说法，本身即是对老子“绝对精神”的毁灭。这是后话。），而且是一个严重奴性的、被动宿命的机会主义者。孔丘及其儒家完全丧失了“绝对精神”，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跟随他们的中国人也同样完全地丧失了“绝对精神”。

一个丧失了“绝对精神”（追求）的民族，就是一个丧失了真理信仰的民族，就是一个丧失了高尚情操的民族，就是一个丧失了绝对抽象思维能力的民族，就是一个丧失了绝对自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是一个智能低下愚昧无知的民族，就是一个人性暗昧的民族、就是一个人格卑鄙的民族，就是一个人品丑陋的民族。这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意识长期以来垄断地统治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必然的恶果。

我亲爱的同胞们啊，我请求你们的清醒，在21世纪的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彻底地告别孔儒，重新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哲学、人学的思想家老子、墨子。21世纪的中国人将不仅要继续“西化”，而且还更要“东化”——“中化”，我们要运用老子、墨子，尤其老子的伟大的哲学、人学的思想，在中国兴起一个面向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的全面创新的巨大的浪潮，并且让这股浪潮流向全世界。而我的工作，即是要让这一切均落实在重建中华民族的“人学”的努力之中，大家必须看到，中国在古老的历史之中其实是全人类的“人学”的故乡，而最早创造了“人学”理论基础的鼻祖，即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老子，或许还应有更古老的伏羲。我所强调的这一点，决不是在于“复古”，而是在于坚持真理、真实、真诚的全息逻辑。只要是“逻辑”的，坚持古人的某些观点也是必要的；如果是“反逻辑”的，则“复古”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更是人性的自杀。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坚持“尊孔读经”，尤其“独尊儒术”，即是中国人的标准的“自杀”，尤其是标准的精神的“自杀”。（20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