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烂在根上，坏在种子，造成长期蒙昧     黎 鸣

认真观察所有的中国问题，我在前面曾谈到，问题都在《中国历史》败坏了中国历史。原因很简单，《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历史确实是非常有害的读物，它没有可能正确指导未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前进，而是完全相反，始终都在阻拦中国历史的发展、前进。根源在哪里？能够发现这个问题的认识论理论，惟一只能来自老子《道德经》《人学》的全息逻辑理论，虽然西方哲学家中也有人看出了《中国历史》的问题，但显然很不全面，还很可能有其歧视东方人的成分，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的批评，虽然不乏中肯，但也同样不乏鄙视。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鄙视，乃至对中国“圣人”孔丘及其《论语》的鄙视，同都是非常明显的；黑格尔即明显地指出，孔丘不可能是哲人，而《论语》，除了人情世故的非常浅薄的内涵之外，根本就谈不上能有任何人类最基本道德的哲学。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史家，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真正发现自身《中国历史》根本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自古以来的中国史家，基本上都是中国儒家文人，他们全都缺乏最基本自然哲学逻辑理论的修养。或者直言之，他们永远都只有中国人周孔儒家传统的“礼性”，而根本就不具备最起码人类自然哲学的“理性”。最大的问题更在中国史家，直到今天他们还仍旧在盲目地赞颂，甚至继续坚持周孔儒家腐朽的历史观——源自周孔儒家人生观（亲、尊、长）的“政治决定论”史观。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亲们，正是这个来自周孔儒家的永远“政治决定论”的历史观，全面、彻底、深刻地埋葬了中国未来历史的一切希望。这从中国的史家们所始终提出的问题，更不要说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即能明显看出，它们全都是严重匮乏自然哲学逻辑思维最基本人类理性修养的必然产物。不说其他，中国史家最关心历史人物的问题是什么？它们绝对地不是关心真假的人性、善恶的人格、美丑的人品等等的诸问题，而永远都是周孔儒家传统从来所关心的他们涉及亲疏（忠于家族血统）的人情、尊卑（讨好政治权势）的世故，以及贵贱（老百姓国民）的假仁假义忽悠的文饰。

正是因此，与其说中国特别需要一场全面废除周孔儒家传统思想的革命，莫如说更需要一场针对《中国历史》文学的叙事文化——瘟化表述方式的革命。我可以断言，全部《中国历史》的大量历史故事的叙说方式，自始至终全都浸透了周孔儒“亲亲、尊尊、长长”永恒人生价值观的“水滴”，历史故事中所有的所谓“好人”、“坏人”，“忠臣”、“奸臣”，“孝子”、“孽子”，等等等等，无不都深深打上了周孔儒家“亲、尊、长”“政治决定论”史观意识形态的烙印。无论是孔丘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后来所有的《十七史》、《二十四史》，甚至更后来的《中华民国史》、《中国现当代史》等等，其中对于历史人物故事情节叙事的方式，全都依然是“孝悌忠恕”、“人情世故”、“亲亲尊尊”的那一套，而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从“真、善、美”人类自然哲学的意义上去进行阐发的最基本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中国人的《史学》永远完蛋了，更深入地讲，中国人的《文学》，也早就已经彻底完蛋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科”教育，早就已经成了永远顽固地坚持执行周孔儒“政治决定论”史观的最全面、最彻底、最深刻的“文化”——“瘟化”的有害工具了。正是因此，我认为，真正中国人的“文化革命”，首先即应该是“历史革命”、“文学革命”，尤其是“文学叙事方式的大革命”，因为正是在这许许多多“叙事”方式的问题上，早就已堕落了、沉沦了，而仅仅套用新名词、新概念，是绝对无补于事的。

请问，由现代中国儒家文人所著作的全新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中国……》，其中的“叙事方式”就能自觉地融入追求“真、善、美”的全新人类“爱智慧”哲学的、人学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了吗？显然不能，其中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写作，更是尤其不能。也正是因此，而有我今天文章的题目：“《中国历史》烂在根上，坏在种子上，从而长期制造了中国人的蒙昧”。这个“烂根”即三千年来周孔儒家意识形态的老“烂根”，这个“坏种子”，即始终坚持了周孔儒家坏“三观”传统的文人史家们。（202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