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爱智慧”简史
2018-01-12 09: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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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爱智慧”简史

黎 鸣

西方人定义“爱智慧”即为哲学,其实,真正完备的“爱智慧”应该包括神学、哲学和人学,人学是最高的“爱智慧”之学。

我今天重新定义“爱智慧”:即爱最真、最善、最美。这里的“最”即极端的、无限的、永恒的、普遍的、终极的,等等等的意思。人类对于“最”(真、善、美)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完结的,直至人类自身不存在为止。

我曾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之中介绍了人类最伟大的六位祖先,他们是希伯来人的摩西、耶稣;希腊人的泰勒斯、苏格拉底;中国人的伏羲、老子。希伯来人的摩西、耶稣是追求神学智慧的人类代表;希腊人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是追求哲学智慧的人类代表;中国人的伏羲、老子是追求人学智慧的人类代表。

我要告诉亲们:神学是追求最真的人类智慧的起点,兼及善和美;哲学是追求最真、最善的人类智慧的起点,兼及美;人学是追求最真、最善、最美的人类智慧的起点,真、善、美构成完备的逻辑体系。

希伯来人的上帝之神,是最高“真”的表达;希腊人的理念、逻辑,是最高“真”和最高“善”的表达;中国人老子的道(玄同)、宝(三宝)、德(玄德)是最高“真”、最高“善”、最高“美”的表达。

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希伯来人的宗教神学,是一元论逻辑的“爱智慧”之学;希腊人的哲学,是二元论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爱智慧”之学;中国人老子的人学,是三元论全息逻辑的“爱智慧”之学。

上面所述六位人类最伟大的祖先,他们生存的时代排列如下:伏羲(公元前三十世纪以上)——摩西(公元前十三世纪)——泰勒斯(公元前八世纪)——老子(公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世纪)——耶稣(公元元世纪)。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中真正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基本上就只有希伯来人摩西、耶稣的神学,以及希腊人泰勒斯、苏格拉底的哲学,尤其是希腊人的哲学,获得了后来西方近代哲人的继承,代表人物是笛卡尔和康德。笛卡尔被称作西方近代哲学之父,康德则事实上代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顶峰。中国古代人伏羲、老子所创造的人学,由于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尊孔贵儒”、“独尊儒术”,基本上处于完全被中断的状态。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之中,既没有真正“爱智慧”的神学,也没有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就更不可能会有“爱智慧”的人学,在中国,就只有冒充所有这一切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包括中国人今天仍在胡说八道的“国学”,而“儒学”、“国学”实质上根本就不具备任何追求最真、最善、最美智慧精神的基本品质,它们是惟一就只追求永远维护《周礼》、《礼乐》的“亲亲尊尊长长”价值的不断延续的“奴才学”、“愚民学”、“反智慧学”。

下面对于人类“爱智慧”简史作出总结:人类的“爱智慧”,从追求宗教的最永恒(真)神学的上帝开始,然后经过追求最普遍(善)哲学的理念(真理)、逻辑规律的知识,最后到达追求最终极(美)的人学的道(真)、宝(善)、德(美)的全息逻辑规律的信仰、知识、智慧的整体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全人类追求“爱智慧”的一个非常简缩的历史过程。

很显然,老子的《道德经》人学,事实上是处于人类“爱智慧”最高追求的阶段,也即是说,原本中国人曾被赋予了追求人类最高智慧的历史使命,可是非常遗憾,中国人错过了这个机会,自己栽进了一个极端错误的,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邪恶的孔儒非真、非善、非美的完全没有任何真智慧追求的“酱缸”之中,甚至永远都不能自拔,而是一直等到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才获得了自己有可能重新崛起的机会。

问题在于,最终中国人能够崛起吗?关键还得看今天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价值观清醒的认识,并作出全新的选择:究竟是依旧选择中国传统孔儒文化的“亲、尊、长”,让自己在历史“酱缸”中永远不可能自拔,还是重新回归伏羲、老子,特别是老子全息逻辑人学(“道、宝、德”——“真、善、美”)价值观的全新历史之路?令人非常悲哀的是,甚至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之中的大多数,尤其中国的文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仍旧没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严重问题,事实即根本与人类“爱智慧”(“真、善、美”)文明的价值观绝对无关,而是本质上的“假、恶、丑”。更甚至今天,伟大的老子还仍旧是个在中国完全被孤独的智者,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关心他的存在。诚如老子自己所叹息:“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服褐怀玉。”(《道德经》第70章)(20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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