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并信仰真理是逃离假恶丑的最关键一步    黎 鸣

从老子《道德经》全息逻辑一、二、三的理论，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基本上都只能在假恶丑和真善美的两条路线中作出选择，一般来讲，谁能最早冲破“假”的开头，谁就可能最早建立“真”的历史文明的自然本体基础。对于个人来说，这看起来不会太难，但对于人类的社会群体来说，则不然，想要最早建立起“真”历史文明的自然本体基础，几乎没有可能。什么是“真”？有谁能相信其他人的真？更有哪个族群能够相信别的族群？从全人类族群的历史来看，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几乎绝大多数人类民族的社会，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真”历史文明的自然本体的基础。正是因此，地球上的人类，真正建立起来了最初文明历史发展基础的民族，确实只能极少。人类历史证明，真正首先建立起来了“真”的历史文明的自然本体基础的民族，是希伯来人，他们的先知发现、发明、创造了对于惟一神上帝的宗教信仰，这个上帝存在的绝对性、惟一性、不可替代性，事实上即是关于“真”的文明历史最早的自然本体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基础。也正是因此，希伯来人首先也即最早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基础。

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文明最必不可缺少的基础？正是开始了追求真、善、美人类历史文明的关于“真”的认识论的基础。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人类就将永远都不可能为人类文明历史“真、善、美”征程建立起最“开头”的起点。这也正是西方人“希伯来文明”兴起信仰惟一神上帝的《神学》的最伟大意义的所在。如果没有这个最“开头”的起点，就将不可能会有后来所有人类文明历史的全部。因为什么？因为自然的全息逻辑告诉人类：如果不能认识“真”，便必不可能认识“善”，如果不能认识“善”，便必不可能认识“美”，便将必不可能会有人类智慧的发展，因此也将必不可能会有人类一切文明产生的可能。希伯来人的“上帝”，实质上即成为了人类历史文明追求“真”的最早的“开头”。

关于这个“真”的认识，恰恰与中国人老子《道德经》中绝对、永恒、惟一“玄同”的真“道”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人类认识真“道”，便必须与“神——上帝”相关联？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宗教《神学》的“神——上帝”，就将一定会有世上的强人站出来扮演“神——上帝”，从而自认为“高人一等”，这就将必然回归“假、恶、丑”历史的路线。

很显然，通观所有人类民族的《历史》，我们均能发现，几乎除了西方信仰“上帝”的民族之外，其他所有的人类民族，都将只能处于“强人”所扮演的“神——上帝”的假、恶、丑的社会历史的情景中。中国古代社会正就是如此，中国周孔儒的意识形态，还更是把家庭中的父亲、朝廷中的君主、社会中的官员，全都变成了可以自认为是“神——上帝”的人物，从而形成了可以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宰制老百姓、宰制其他一切人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历史中所谓“礼乐”的永远中国的习俗。周孔儒“亲、尊、长”的人生价值观，实际上早就已经排除了先验于一切人的自然，更排除了超验于一切人的精神。正是因此，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中，中国人事实上就已经永远都不会有认识“真”的人类文明历史最“开头”的可能。所以中国人，也就将永远都只能在假、恶、丑的历史道路上徘徊、踯蹰、游荡，如同阴曹地府中的幽灵，而永远都不会有真正进入真、善、美历史文明路线中的可能。

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自从中国人拥有了周孔儒家的意识形态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发现并信仰真理，因而也就将永远丧失了上述最关键认识“真”自然本体的可能；直到近现代拥有了最初人类历史文明基础的西方人，侵入远东以及中国之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跟随西方人文明的脚步，逐渐进入真、善、美历史文明路线的可能。

周孔儒的意识形态，纯粹就是完全“二”主义动物化了生命形态，既匮乏对自然“真”空间的感觉，更匮乏对精神“美”意间的领悟，中国历史完全就被周孔儒的意识形态导入了纯粹“二”主义永远停滞不前的凝固态。家庭、朝廷、国家永恒不变的结构、程序、功能完全充塞了动物化中国人的生命。如此的中国人真是三千年来最不幸的民族。（202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