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有许多坏人，却看不到一个天才    黎 鸣

自从通解了老子的《道德经》之后，我发现，我观察一切问题的视野都大大地改观了，即使对于我钻研了半辈子的西方哲学，我也愈来愈感到难入法眼，或者说，我也感到不那么能令人信服了。从好的方面说，是我看问题越来越全面了；从不好的方面说，则似乎我也越来越变得易走极端，或更倾向于绝对化地看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多次问自己，走极端与绝对化，究竟是缺点，还是另有隐情？我思考的答案是：并不是我好走极端、喜欢绝对化看问题，而是中国人几乎普遍地陷入了绝对的相对主义陷阱，而根本无法自拔。

反面观之，我发现，凡是世界上真正天才型的大科学家、大理论家、大思想家，事实上全都离不开绝对精神的引导。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爱因斯坦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发现。如果没有他对绝对精神的信仰，尤其他的对于光速绝对不变的猜想，他将不可能发现狭义相对论理论。事实上，也包括牛顿，如果他不能绝对地信仰上帝——自然神的绝对的质量守恒，他也将不可能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定律。而且很显然，近代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发现，全都是出自绝对信仰一神论上帝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均具有绝对精神。什么是绝对精神？在康德等哲学家看来，西方人心中的源自《圣经》中“摩西十诫”的道德精神，就是绝对精神。事实上，“摩西十诫”的关于“十诫”的表述，即是明显绝对性的表述：绝对地不准杀人、奸淫、抢劫、偷盗、欺凌、不信仰惟一神上帝、崇拜偶像、称上帝之名、不孝敬父母、不遵守安息日。需知，西方人宗教道德精神的本身实质就是绝对精神。正是这种绝对精神，给予了西方人心灵中永远都不能不信仰的“同一性”“不动点”真理的参照，正是这种永恒的真理，能够给予西方人以克服“二”的普遍善恶矛盾相对性的力量，使他们能在其《历史》中不断地涌现出伟大的认识论天才。

实际上在老子“道德经”中，他的一，道精神；三，德精神，也全都是绝对精神，这从老子对“玄同”与“玄德”的命名之中即可明显看出。然而完全相反，周孔儒家的“亲、尊、长”则全都只有善恶矛盾的相对性，永远匮乏绝对精神。孔儒的《中庸》，即是其永远相对主义的明确表述。正是因此，在由孔丘《春秋》和司马迁《史记》所引导之下的全部《中国历史》中，除了能有许多坏人之外，根本就看不到一个真正的“天才”。我今天即可几乎绝对地告诉大家，在全部《中国历史》中确确实实是难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天才”。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天才”？我下面即按照老子全息逻辑的理论来定义“天才”：一，具有发现“玄同”（道法自然）自然真理的良知；二，具有发明“玄牝”（老子“三宝”）社会规律性善知识的良能；三，具有创造“玄德”（三生万物）精神美逻辑的良心，凡是具有上述人类良知、良能、良心的人们，我们即能认为他们是人类中真正的“天才”。很显然，上面所谈到的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正就是如此的“天才”，而且我们还能明显看到，他们的“天才”必须具有绝对精神，然后他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天才。很显然，上面所述的第一、第三两条标准，即显然都具有老子关于“玄同”、“玄德”的绝对属性。

分析中国历史，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其中也可能出现天才，但我们却能明确地肯定，在周孔儒家文人所著作的全部《中国历史》中，却绝对不可能出现对真正“天才”的描述。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著作《中国历史》的作者们本身，即是一群根本不知道“绝对精神”为何物，更不知道“天才”为何人的儒家文人，也即他们自身都不知道“天才”为何人，他们怎能有慧眼认识并描述“天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历史》中所出现的人物，几乎全都是不具备上述良知、良能、良心的蠢人，甚至坏人。即使我们今天能认定王勃、李白、苏东坡等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中著名的“天才”诗人，可是他们的“天才”是什么？与自然真理论、社会善知识、精神美逻辑有什么关系？《中国历史》能说清楚吗？不能。所以实际上，即等于《中国历史》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哪怕一个“天才”。正是因此，我今天能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中有许多蠢人，坏人，却看不到一个“天才”。（2024,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