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自然热力学熵增，三二一人文信息学熵减    黎 鸣

关于人类的历史，无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历史，总之一切关于人的历史，均必然具有两种相互补充的外在物质的历史和内在精神的（无形）历史，例如关于个人自然物质史：一，生；二，为；三，长；以及其人文精神史：三，思；二，行；一，言。自然历史很好理解，生是个人生命体的出生，为是其行为，长是其成长，其中也包括大脑和心灵（物）的成长；人文史则为：产生思认识能力及其形成过程中的方法、工具——定义常言的真理等等，更容易理解的是：创造认识论——发明方法论——发现本体论。关于人类群体——家庭、社会、国家的历史同样也是如此，自然史是人类群体生——为——长外在客观物质性的历史；人文史则是人类群体主观认识自身的关于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内在精神意识成长的历史。正是这两种历史，共同构造了人类总体进化的历程。今天的文章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二三是自然物质史，是遵循热力学熵增的历史；而三二一是人文精神史，是信息学熵减的历史，正是这“熵”的一增一减，形成了人类史能够不断进化的最关键的动力学本质。自然进化是万物进化的共性，人文进化是人类进化特殊的品性。

熵是什么？按照物理学的热力学理论，熵是物质系统热量与其温度之商，表示对物质系统有序性的某种度量，“熵”越小，有序性越高，且孤立的物质系统均必然服从热力学“熵增”的第二定律，又称“热死”定律，换言之，即任何热力学物质运动中的孤立系统，如果不能处于“开放”状态下，都将必然最终走向系统崩溃的“热死”状态。按照信息学理论，“熵”仍然是信息系统有序性的（由信息发生概率的对数关系所表达的）某种度量，同样是“熵”越小，有序性越高。与热力学不同的是，信息系统服从负熵增规律。人类社会历史，既具有热力学物质运动的性质，也具有认识论信息运动的性质。显然，老子以一二三表示自然物质历史运动规律，以三二一表示人文精神信息历史运动规律。这是后话。

认真探讨《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基本上只能看到中国人有形的自然物质史，且中国人的自然史中却几乎看不到关于其自身大脑、心灵成长历程的记录；更严重的是，中国人几乎或根本就不具备自身的《人文史》，具体讲，即中国人的全部《中国历史》，根本就不包括它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或者说，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人文史》，也即他们根本就没有关于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的人文历程。最明显的证据，即中国人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二十四史》，却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真实的情况确实就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竟然会没有自己的《思想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周孔儒家文人从来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证据，即周孔儒文人从来都不讲真理、不讲善律、不讲美逻辑，甚至根本就不讲概念真假的定义，行为善恶的判断，以及结论美丑的推理，更说白了，实际是根本就不讲理。对于批判周儒的老子而言，即周儒从来都不讲“道”，也即永远都只能无道，无道即是无理，即是永远不讲理。

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中的这种不讲理，或根本就不允许讲理的社会现象，促使老子专门著作了《道德经》，在老子，道即言，即讲道理，而讲道理的源头，即必须认识人类自身的来源——自然，因为正是自然创造了人，所以老子有“道法自然”的最重要发现；德即思得，思得人类关于自身的认知，认知自身的起源、成长、发展，以及认知人类最终生存的价值、意义。而在言——道、思——德的过程中，则必须有所保，老子更称之为宝，宝——保什么？保持人类自身的安全、趋利避害，从而可能和平、和谐、和煦而持续地生存。老子的道、宝、德，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真、善、美。更准确地说，即言真道、行善宝、思美德。但是很可惜，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至少从周文王、周公开始，实际上早就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存在制定了一整套非常错误的群体规则：不是道法自然，而是重视巫师（王者代理人）的占卜、算命；而是重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众）之间永远不变的等级制度。前者来自周文王的《周易》，后者来自周公的《周礼》。春秋末期的孔丘虽然自称是老子的弟子，实际上却是根本就无知于老子的思想，更是一味只崇拜王者的权力，也即一味崇奉周文王《周易》的占卜、周公《周礼》的等级制，更加上了孔丘本人根本就不允许讲理的完全只有（权力者）独断的思维方法。一部《论语》，完全就是孔丘一人一厢情愿（毫无任何真理、善律、美逻辑）的独断。人类须知：一切真理、善律、美逻辑，全都应是自然——宇宙宸为需要讲理的人们而预备的早就已经天赋好了的奥秘，这种奥秘，应该是只有主观上具有追求真理、善律、美逻辑的美好志愿的人们，才可能拥有发现、发明、创造的灵魂。可是很可惜，中国人在周孔儒的误导之下，早就丧失了自身内在天赋的灵魂。中国历史为什么始终都只能处于停滞发展的状态？这是因为，中国人天赋的智慧——科学的顿悟、技术的直觉、艺术的灵感，实际上早就被周孔儒——周文王、周公、孔丘，以及后来所有的帝王、儒家文人等等惟一就只具有“亲、尊、长”价值观的人们，给全面、彻底、深深地埋葬了。简言之一句话，即中国人只有自然物质（熵增的）历史，没有人文精神（熵减的）历史。或者说，人文精神（熵减的）历史，已完全被自然物质（熵增的）历史遮蔽了。

从上面所述，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呢？我们能发现，全部《中国历史》在周孔儒家文人史家们的笔下，全都变成了中国人仅仅物质性经验需求、追求（言、行、思）的记录，而完全丧失了中国人灵魂的先验、超验的需求、追求（言、行、思）的记录。换言之，全部《中国历史》，在周孔儒家文人史家们的笔下，全都变成了早就丧失了中国人自身“灵魂”精神性需求、追求的人文历史的内涵。正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为什么中国人的历史始终都只能处于几乎完全停滞发展的状态之中？其中的原因，实际上非常简单而明确，其根源就在写作《中国历史》的周孔儒家文人的史家们（孔丘、司马迁等等），其本人即是早就已经完全丧失了自身人文“灵魂”精神性追求的人们，更说白了，从周文王、周公、孔丘而来的周孔儒家的意识形态传统本身，即是早就已经是完全丧失了人文灵魂精神性追求的非常有害的意识形态传统。而在全部中国历史中，真正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们，迄今为止，也几乎就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著作了伟大的《道德经》的老子。

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我所有的中国亲们，我为什么能写作出具有一百五十万言的《问历史》著作，能够针对全部《中国历史》给出最尖锐的抨击？这完全都是在老子的《道德经》的启发之下，如果没有老子针对周儒意识形态的本质性要害问题的发现，即如今天文章所揭示的，全部《中国历史》均严重匮乏人文精神性历史的记录，这才是全部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文化领域的最根本性的要害问题。我为什么会全面、彻底、深刻地否定周孔儒家的历史传统？我为什么会全面、彻底、深刻地赞美中国历史中所有反抗儒家传统人们的勇敢的呐喊？我为什么会坚决要求“灭孔、兴老、立人”？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可以说全都反映在了今天的文章之中。请网友们深察。（202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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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三卷：第一卷《发现中国历史》、第二卷《发明中国历史》、第三卷《创造中国历史》，未出版，约１５０万言，由笔者自己印制，成本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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