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幸与不幸，根源在哪里？      黎 鸣

一句话，无论人类的幸或不幸，其根源均在人类自身天赋的智慧，在其后天能否获得发展，能即有幸，不能即不幸。说到头来，人类的幸与不幸，根源均在自身，尤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而言，更应在其自身。此话怎讲？

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理论，人类幸与不幸的一、二、三均为：一，自然条件；二，社会条件；三，精神条件。如果这三个条件均好，带给个人和群体的即是有幸，如果这三个条件均不好，带给个人和群体的便只能是不幸。

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精神条件，严格地讲，除了自然条件与人类所处地理环境的客观因素相关之外，后二者社会条件、精神条件，实际上均与人类自身的主观努力密切相关。而且，即使客观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如果人类主观努力足够的话，也仍然是可以获得巨大改善可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真正人类的幸或不幸，实际上均与人类自身主观的力量，能否集中于开发自身自然天赋的智慧密切相关。正是因此，人类的幸与不幸，实际上均与人类自身对于生存的态度密切相关，说白了，即均与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价值所抱持的态度密切相关。这个关于生存价值所抱持的态度，即人类个体或群体均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应该具有多么巨大的重要性，它实际上决定了人类的幸或不幸。完全可以肯定，凡是价值观正确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人生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幸运的；反之，凡是价值观错误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人生就将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幸的。从人生大概率结果的意义上看，结论就是这样明确。当然，从大量不可预期的突发性事件来看，它们给人类带来的幸或不幸，与人类自身的主观性可能相关性不大，但由于它们发生的总概率比较小，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幸或不幸的根源。然而即使是如此，自身自然天赋智慧获得了充分开发的人类，也还是会有能力把不幸的后果尽量减免到足够小的程度。

下面，我们即来讨论自然、社会、精神诸条件具体变化的情形。而讨论这些条件，首先即必须分清楚两种情况：即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与不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

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即具有清醒理性的态度，能够把开发自身自然天赋智慧当作自身生存最重要目标来对待的人类。用我今天的话来说，即能够把自己的价值观理性地决定为追求“真、善、美”，或更详细点说，追求“发现”并信仰真理、“发明”并运用善知识、“创造”并开发美逻辑。完全可以看到，价值观正确的人类，即人生目标正确的人类。

相反，不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即不具备理性态度，他们的价值观，根本就没有放在开发自身自然天赋的智慧方面，而是完全只集中于动物性欲求或人类的初级社会需求，例如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文化名望等方面，却完全无视人类智慧的真理信仰、规律知识和创造性逻辑的精神。很显然，价值观错误的人类，实即丧失了人生正确目标的人类。

结论很清楚，凡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其人生基本上都将是有幸的；相反，凡是不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其人生则基本上都是不幸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才可能为自己创造比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比较好的精神条件，而不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他们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就将只能是比较差甚至非常差的。这样一来，无论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精神条件，好的条件基本上都只能属于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而坏的条件则更多属于不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

今天文章的题目虽然是：人类的幸与不幸，根源在哪里？答案却都回到了人类自身，是否重视开发自身自然天赋的智慧，也即是否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凡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其生存即是有幸的；凡是不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类，其生存将只能不幸。今天讲的虽然只是理论，但从人类历史的实践中，却都可获得雄辩的证明。如果要问，中国人是幸还是不幸？最关键的回答必然是，请问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是属于哪一类？我的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孔丘及其儒家给予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即“礼乐主义”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事实上是人类价值观中最坏的价值观之一，然而中国人却跟着历代中国统治者顽固坚持了这个最坏的价值观达三千多年，或至少也是两千多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类民族之一。最不幸的根源，即在周孔儒家文化传统或孔儒文化传统给予中国人的最坏的价值观。（2018,10,8.）

(请朋友们打赏，超过198元，即回赠鄙人书法一幅，或以红包形式直订书法。谢谢。)